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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发布者:骑士大人发布时间:2022-11-20访问量:6

徐冲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主体部分为 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隐逸列传四个单元,各单元分为2-4章,后有三篇专论作为附录,与主体内容相呼应。全书考证、辨析魏晋南北朝纪传体断代史这几种典型结构,并力图分析这几种结构在这一时期出现、成熟或变化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功能。

通观全书,本书第一、二单元与三、四两个单元,又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由于皇后传特别是隐逸列传,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按作者的表述习惯,在魏晋南北朝史纪传体史书中,也是自明的结构。因此后两个单元,作者虽然也用了不少文字讨论皇后传、隐逸传的形成过程,但主要还是探析这两个部分形成的社会与政治文化背景。而前两个单元,作者主要精力在于试图证明,魏晋南北朝纪传体断代史中,存在一个对这一时期皇帝权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动装置,以及这一联动装置前后变化。

从三国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政权的更迭方式,采取禅让的模式,前一政权的某位权臣,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消除了动乱,权势与地位也不断上升,切实掌控了政权,最终通过前朝皇帝下诏让位于有功有德者的形式,成为新政权创立者。在当时的历史的撰述中,新政权的历史从政权建立时算起,还是从新政权创立者在前朝政治中崛起的某一关键时间点算起,在当时曾有过争议。传统上将这种争议视为史书断限的问题,讨论也主要限于是史学史研究范围。

在作者看来,上述争议的关键,并非史书叙事断限,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的起元。作者对起元的实际内涵做了细致的辨析,做出如是推断:如若史书从政权创立者在前朝政治中崛起的关键时间点起元,意味着新王朝的历史纪录不采用前朝最后行用的年号,而是采用创立者在前朝拥的名号或新创政权国号,以某公、某王或某(朝)元年作为新朝纪年之始,直至新朝建立,则采用新王朝的年号。作者将这种方式定义为禅让前起元。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禅让方式建立的政权,其史书记录创业者在前朝的事迹,仍采用前朝皇帝的年号,禅位后则采用新政权年号,则是禅让后起元。这两种起元的主要差别,是承不承认禅位者在创业时期旧政权所使用的年号。

通过考订,作者认为,以南朝宋大明八年(462)徐爰修撰当时国史为标志,魏晋以来国史禅让后起元的模式,变为禅让前起元。

鉴于元年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书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作者认为,上述两种 起元模式反映的是当时对皇帝权力起源正当性的不同理解。禅让后起元强调的是新朝创立者对于前朝臣的身份,并以这种身份为前朝立下重大功勋,最终德至名归,创立新朝;禅让前起元则重在新朝创立者在前朝业已崩溃之后的暴力创业过程,突显的是新政权创立者个人扫平大难的而定天下的业绩。

在第二单元中,作者对 开国群雄传这一设定概念作了深入地讨论。作者注意到,《三国志·魏书》在当朝本纪及后妃传之后,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董卓、袁绍、吕布、刘表等人的事迹,而曹魏创立功臣诸夏侯、曹氏人物在史书中的位置反在其后。董卓等并非曹氏之臣,行事亦在曹魏代汉之前,却名列魏史,为后来史家如刘知幾所诟病。作者将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下,与新朝创立者不存在原初性君臣关系,反而是新朝创立所驱除的人物,统称为开国群雄。通考详细地讨论,作者认为在《汉书》以及东汉国史《东观汉纪》中,《三国志·魏书》这种记录开国群雄的方式尚未成立,而三国时代出现的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都采取了《三国志·魏书》这样为开国群雄立传的模式,甚至比《三国志·魏书》更为详备。在《三国志》中刘备、孙权独立于《蜀书》、《吴书》之中,他们却列于王沈《魏书》、鱼豢《魏略》中,韦昭《吴书》中也将曹操、刘备作为吴的开国群雄列入。魏晋时人撰写的诸家《后汉书》,也都如南朝范晔的《后汉书》那样,设置了开国群雄这一结构。

作者的考证显示,当时国史 禅让后起元则列有开国群雄传,而禅让前起元则不再列开国群雄传。这样,起元与开国群雄传便构成了一个精致的联动装置。作者认为,以徐爰禅让前起元的倡导为起点,以沈约《宋书》撰写为标志,禅让前起元与不传开国群雄,成为南北朝后期国史共享的结构性特征,历史书写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反映出当时对于皇帝权力结构起源认识上的的巨大变化。

作者注意到现存《旧唐书》列有王世充、李密等所谓隋末群雄的传记,这使其上述结论受到挑战。于是本书第二单元用了不少篇幅,考证今本《旧唐书》的形成过程,推测唐前期国史仍沿用禅让前起元及不列开国群雄这一南北朝后期历史书写的旧规,至武则天时才改成禅让后起源加开国群雄传这一结构,以适应武周皇帝权力起源的特殊需要。

书中有许多精彩的考订以及具有启发性的认识。如第一单元第三章对西魏北周无年号纪年,揭示西魏末、北周初纪年的实际情形。又如第三单元第三章考证《魏书》作者魏收与陇西李氏之间的亲戚关系,分析这种关系存在对魏收《魏书》书写的影响。又如第四单元通过对汉代碑铭中处士功曹的讨论,揭示东汉中后期地方长官辟举当地士人,即使受到辟举的士人不应召而保留其处士的身份,也无妨其与辟召者形成实质上的府主与故吏关系,显示地方政治秩序的扩张,并有助于不同于汉代的魏晋王朝政治结构的形成。又如作者考察曹魏代汉前夕表彰 二十四贤,被表彰者都是东汉中后期与宦官斗争或拒与宦官合作者,作者认为这一行为表明曹魏政权认同东汉中后期清流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为曹魏构建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重要政治举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认识。该书《附录》中对两晋南朝白衣领职讨论,以及从臣下对皇帝称臣某形式的变化讨论及其意义的阐释,也都是精当的史学专篇论文。

通观全书,可以说,前两个单元,是本书最具创意的部分。但反复揣摸作者的思路,总觉得作者苦心孤诣,无中生有(本书罗新先生序中语),从而构建的那个联动装置,尚存在不少可以置疑的地方,下略予申说。

其一,关于魏晋时期国史之禅让后起元与开国群雄传的设置。

作者认为魏晋时国史禅让后起元与设置开国群雄传,是两个缺一不可的结构,并详细讨论了《后汉书》、《三国志》中开国群雄传的存在。对于起元的讨论,始于西晋时关于国史断限的争议。即西晋建立后,关于国史起年,有人主张从泰始为断,有人主张用正始开元,亦有人主张嘉平起年。后两种意见,都使国史起年或开元的年代前移至曹魏时期。对于当时存在的这种争论,前辈学者理解为西晋政权历史从何时算起,应不应当在国史中为实际创立了西晋政权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立本纪。作者认为这种理解不正确,正确的理解应是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本纪中,是用曹魏皇帝的年号系年,还是从正始或嘉平开始,便用晋元年等方式系年。作者的这种理解似更合情理。

但如作者所述,对于采取何种方式系年,当时朝廷依违未有所决,至惠帝朝贾后当政之时,因贾谧的坚持,西晋国史最终从泰始为断,即所谓禅让后起元。因史料简略,未记录各方意见所持的理据,已难以探寻支配不同意见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诉求。但这一争论的发生、持久以及确定禅让后起元中权力因素的作用,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果真有用起元的办法证明皇帝权力正当性的需要,禅让后起元也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并非魏晋时统治阶层共享的意识形态。禅让前起元既然在西晋时便已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大明八年徐爰主张刘宋国史采取禅让前起元,是否具有本书作者所说那样深刻的政治文化转型意义,便值得怀疑。

按照作者魏晋时国史禅让后起源,且必有开国群雄传的认识,《晋书》本身有无开国群雄传便颇值得关注。我们知道唐初修成的今本《晋书》中并无《三国志·魏书》那样系统的开国群雄的传记。对此,作者并未加以讨论。当然,按照作者的研究思路,可以解释为唐初按南北朝中期以来的传统,对《晋书》结构进行了改造。但从现存的《九家旧晋书》的残编断简中,我们也难以找到可以指实南北朝中期以前,官、私所修的《晋书》中,存在开国群雄传记的事实。我们自然不能因为作者没有探析,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晋国史中也必然存在开国群雄传。

按照作者对开国群雄所作的界定,司马氏主政曹魏时淮南三叛的首领人物王凌、文钦、毌丘俭、诸葛诞,以及邓艾、钟会等人,无疑是西晋国史传列开国群雄的最佳人选,但他们的传记都见于《三国志》卷二八。陈寿以著作郎的身份在西晋时撰《三国志》,撰成后又颇得夏侯湛、张华等人赞誉,《三国志》自然反映了西晋时统治阶层的当代历史认知或者说群体意识。上述人物既列于《三国志》这一反映官方意思形态的史学文本中,自然不会再列于断限尚在争论的本朝国史中,这应当可以作为西晋国史中确实没有开国群雄传的证据。缺少西晋国史这一重要环节,说在自三国至于南朝前期所书写的纪传体王朝史中,都具有‘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存在(页87),也就值得怀疑。

其二,关于南北朝时期禅让前起元与开国群雄传的缺失。

本书构建的南北朝中期以后纪传体国史禅让前起元且无开国群雄传这一联动装置,存在史实支撑不足及论证上的逻辑缺陷。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元的史学争论,可以确定的只有三条材料,一是上述西晋时国史断限之争,一是刘宋中期徐爰的主张,一是北齐国史起元的争议。至于本书关于西魏末、北周初纪年方式的精彩讨论,因与《周礼》行用有关系,并非其时时代的主流传统(第65页),可不置论。

如作者所述,徐爰主张国史起元义熙,同时不编入创宋过程中与刘裕敌对者即开国群雄的传记,其关于起元的意见受到朝廷的认可。可是,后来沈约在徐爰国史基础上编定并流传至今的《宋书》,仍旧采取了魏晋时禅让后起元的方式,并没采用徐爰起元的主张。南齐时,江淹主张国史开元纪号,不取宋年,以建元为始。周一良先生理解为修齐朝国史的断限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据沈约《宋书》对徐爰起元的主张的否定,将江淹的主张理解为对徐爰禅让前起元办法的否定,自然是合乎逻辑的。作者对周先生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值得尊重。但非得按作者对起元的理解,将不取宋年解释为继承徐爰起元的主张,从而贯彻所谓禅让前起元的原则(第28-29页),在没有可信史实支撑的情形下,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

本书第一单元第二章第二节对北齐国史起元的争议有详细的讨论,也是作者构建南北朝后期国史禅让前起元书写传统的重要证据。但如作者讨论时引述的《北齐书·阳休之传》所载,魏收修国史时将起元前移至北齐政权正式建立前十多年,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阳休之却立议从天保为断限,即北齐建立前仍用魏帝年号系年。对于这种争议,朝廷集朝贤议其事,尽管李德林为魏收的主张作了较为深入的学理上的阐述,犹两议未决。魏收死后,阳休之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议。史文如此,作者却坚持认为北齐国史书写的这场争论最后结果如何,今天已不能确知了……魏收确立的‘起元’原则可能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第41页),很难说是持平之论。作者将《阳休之传》中凡此诸事,深为时论所鄙一语,作为时论肯定禅让前起元的一个证据。其实,诸事中就起元这一争论来说,时论所鄙只能理解为阳休之在魏收死后,大搞小动作,使自己意见得到皇帝批准,趁争论一方主将缺位,以权力压制学术争议,而不能理解为鄙视其立议从天保为断限。时论鄙视他的只是人品,而不是政治上大是大非。魏收主张禅让前起元,引起了久而不决的争议,如果这一意见是南北朝以后皇帝权力结构正当性所必须的,难以想像北齐皇帝会发诏肯定阳休之的个人意见。

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以及《北齐书》等几部南北朝后期的纪传体断代史中,均见不到禅让前起元的情形,这使作者的结论有动摇的危险。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分析说:可以推测,这是后代纂修‘前代史’时对前朝‘国史’进行相应删改的结果。差异的存在,反而更凸显了‘起元’在本朝国史书写中所承担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第42页)后代是何时?这几部书最晚成书于唐太宗时。《宋书》、《南齐书》则是南朝后期编定的,北齐国史如上所说最终也是禅让后起元,自然也不能推测今本《北齐书》的系年方式为后代改作。余下只有《梁》、《陈》二书。如果说梁、陈国史确实是禅让前起元,唐初确曾将之改为禅让后起元,可是,作者在推测今本《旧唐书》中开国群雄传的成立过程时,又力图说明这不是唐初国史的面貌,认为唐初国史书写具有后南北朝时代的特征,沿袭了南北朝禅让前起元并且不传列开国群雄的传统。那么,唐初又是出于什么目的,非得改造南北朝几部国史的结构,使之背离南北朝的传统,变为禅让后起源呢?逻辑上似乎是说不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正是通过排列今本《宋书》等南朝四史纪传简目及《北齐书》、《周书》纪传简目,来证明南北朝后期纪传体断代史开国群雄传缺失(第92-93页),从而构建起南北朝后期禅让后起元-开国群雄传这种历史书写结构。作者对魏晋时禅让后起元及开国群雄的讨论,举证范围亦非只限于魏晋国史。关于南北朝起元,又有什么理由必须抛开这几部书,求诸它们所渊源的而今根本不存在的国史呢?人为地选择与组合,结论的效度便成了问题。而且从论证的逻辑上说,既然认为这几部书业已经过后代删改,说当时国史与今天看到的南北朝纪传体断代史一样,绝对没有设置开国群雄传,本身也成了问题。将南北朝禅让后起元这一起元方式锁定在当时国史中,推测而成说,当时国史今天谁也见不到,这不失为一种应对置疑的办法。但按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读者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没有可靠史实依据的结论。

其三,关于史书结构与皇帝权力起源之间的关系。

即便我们对本书上述疑点不予理会,认同作者的结论:魏晋南北朝纪传体国史书写存在起元前后与开国群雄有无这种联动装置,那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代现有的学术积累,能否对这一书写结构,特别是这一结构在南北朝中期呈现的显著变化,做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呢?在本书前两个单元中,作者的主要精力显然在于证明这种书写结构及其变化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书写结构及变化,往往先入为主的认为是统治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表达,是对皇帝权力正当性来源的认知,未能如第三、四单元解读《皇后传》与《外戚传》那样,对造成这种结构并促使其变化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做出较为充分的说明。作者认为南北朝后期共享了禅让后起元且开国群雄传缺失的国史书写结构,但南北朝时南北政治与社会差异甚巨,何以都必须用同样的历史书写结构来证明皇帝权力的正当性呢?是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是史学书写方式的交互影响?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政权来说,禅让这一源于历史传统的政权更迭方式,以及不断精致化的程式,本身就是皇帝权力正当性的主要根据。历史书写当然也很重要,但与具体的历史叙事相较而言,史书史例的重要性似乎又在其次。虽然起元是置于禅让前还是禅让后,从西晋到北齐,都曾引起争议,但即便禅让前起元在国史书写中确实存在过,在实际政治中却是从未有过的情形。没有哪个新政权的创立者在正式禅让以前,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某元年的形式宣示对于政治世界时间秩序的支配(11页)。这种事后的史书中的系年方式,对当时皇帝权力起源或者说皇帝权力的正当性,又究竟能具有多大意义呢?

就所谓开国群雄来说,是记录在前朝史书,还是记录在后朝史书中,之所以成了问题,应该与政权创立初期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

如所周知,汉政权元年之后,复经四年楚汉战争,才得以平定天下;东汉建立之后,历时十余年战争才削平群雄。刘邦、刘秀建国后消灭的众多群雄,虽然与他们没有原初性的君臣关系,但班固首创断代史,将开国群雄按时间范围入于本朝史书,合乎情理,并不会引起有关断限问题。《汉书》在志、表之后即是陈胜、项籍、张耳、陈馀、魏豹、田儋等人的传记,俱列于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之前,他们无论是行事还是其传记所列位置,都与作者所说开国群雄传并无二致。作者也承认《汉书》的这一处理,当对后世的历史书写构成了相当的‘典范’作用(第81页);东汉国史传列开国群雄,更是三国西晋时代‘开国群雄传’最为重要的渊源(第86页)。至于魏晋时期出现的诸家《后汉书》中,开国群雄的编排可能比东汉国史更为系统、完善,后出转精,本是常事。《三国志》既立《武帝本纪》,将董卓、袁绍等人的传记列于创魏功臣的传记之前,不过是仿两汉成例而已。作者不承认《汉书》、《后汉书》那种编排方式是自己界定的开国群雄传,认为只有《三国志》及当时魏、吴国史的编排方法才更具典型性,凸显了汉魏革命之际意识形态的巨大改变。看来未必如此。

又如,李渊初建唐后,也是经过数年战争才消灭群雄(作者称这些人为隋末群雄,或许按传统称之为隋唐英雄更为合理),实现对全国的统一,李唐初期与之争斗的群雄虽与李渊没有原初性君臣关系,但其传记编入唐朝断代史中,也很正常。如按作者所说,这样作便不合乎南北朝以来开国群雄传缺失的原则,唐前期编写的本朝国史中不当有他们的传记,难道在唐初相当活跃的这批人应当入于隋史?须知《旧唐书》开国群雄传所列诸多人物,唐贞观年间编写的《隋书》中,除李密、王世充(《隋书》中作王充)外,大都没有传记。他们既不得列于隋史,又不能列于唐史,难道唐初编写史书,可以忽视他们的存在,不应有他们的记录?

其实,从政权创立过程的特征这一角度来说,真正不具典型性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可能正是《三国志·魏志》这种对开国群雄传的处理方式。尽管汉献帝时东汉已名存实亡,曹魏政权尊曹操为太祖,列于本纪,也不能说厚诬历史,但曹魏毕竟是以禅让方式创立的,曹操与袁绍、刘表诸人虽是对手,却同为汉臣,且董卓、陶谦、公孙瓒等人并非为曹操所灭。《三国志·魏志》或曹魏国史却按《汉书》及东汉国史成例,将诸人一并入传。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三国志》曹魏国史这种处理方式,便会引发断限争议,且有损于通过禅让构建的政权合法形象。刘知幾在《史通·断限》中对《三国志·魏志》这种处理予以痛诋,认为上述诸人应该入于汉典而非魏册。如前所述,西晋国史改其例,王凌、文钦、毌丘俭、诸葛诞等人编入《魏志》而不列于晋籍,可以理解为对《三国志·魏志》中开国群雄处理方式的否定。两晋南朝诸家《后汉书》,将已入魏册的董、袁诸人移至汉典之末,应该是对于西晋国史这一做法的沿用。如果这一理解成立,那么,在历史书写层面,魏晋或许并没共享同一意识形态。

近十年来,中国中古史研究各断代 ,70后甚至80后越来越活跃,他们大都是50后、60后一代学者指导的研究生。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了一字一句阅读基础史料、进行历史解释与分析的方法,同时科技的进步,使他们掌握了以前历史研究者想也未曾想过的史料检索方法,强化的外语教学使他们能更熟练地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他们大都有留学国外研究机构的背景,了解域外新近出现的的研究旨趣与相关研究论著。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为他们从事纯学术的研究,提供了远比前辈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与相对优裕的物质条件。与前辈相比,他们不再纠结是坚持还是扬弃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关系等史学研究范式,显示出极大的构建新的解释之道的热忱。

徐冲的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新一代史家研究者的研究旨趣。作为80后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领军性人物,他在《前言》中宣示不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对自我立场与现实处境的不断反思中探求‘历史’的更多可能。确实,本书不仅极其熟练的引用各种传世文献材料,还能旁征博引中外相关研究文献,有着很多精彩的考订,更重要的是,处处体现出对历史深层次的思考及创建新概念的努力。书中有不少作者自创的新词,也存在不少内涵尚不确定的生涩语汇,可以想见作者在思考与探索创新史学中的艰难。总之,这是一部值得阅读的史学著作。近两年常听年轻一代历史学者谈论历史书写的重要性,读到的中古史领域一些年轻学者的论文、接触到的一些学位论文的选题,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这部书的影响,给人以不谈历史书写便不得与流的感觉。就一部史学著作来说,其价值业已体现出来。

前面写了一些自己仔细阅读这部书的一些想法,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说徐冲的这部书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是想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对作者探求的历史中的更多可能性,提出另一种可能。说实在的,不断涌现的历史论著,并不是都值得这样仔细去阅读与揣摸的。如果将此文当成虚长一辈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对年轻一代而不只是对徐冲个人的善意提醒与期许,实我所愿。

本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编者按:因微信格式问题,本文格式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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